我感謝兩位調查員的指教。遺憾事件發生那年我僅十歲，十歲童的眼睛看得不夠真切。更遺憾兩位來訪時，我已是五十幾多歲，記憶褪色了，回敘起來容易變形。事件後二十三年，家母死於子宮頸癌。在臨終的病榻上，家母告訴我一個她終生的秘密：家父被捕後第一百五十六天，他們送來一張家父被斃在泥上的死相，強她拿著左鄰右舍挨家挨戶示給人看， — — 她爪嚙相片掐成子彈一樣吞入肚內。⋯⋯中年調查員闔起筆記，囁嚅說：有關那張死相照片似乎是運河尾某造船世家的大兒子的故事。我微笑說我知道⋯⋯
— — 舞鶴〈調查：敘述〉（1992）
說謊就是不對 — — 這是小時候最引起我道德混亂的一句話。所有大人都會這樣告訴孩子，然後一邊在孩子面前說謊。答應的事情，總有理由不必做到；顧全他人或自己的顏面，所以正話都可以反著說。因此人長大的過程，好像就是學會如何拿捏說謊力度的過程。我們在張大春的〈將軍碑〉和黃凡的〈賴索〉兩個案例裡，已經見識過人如何不可能誠實，而彌漫在歷史當中的謊言迷霧又是如何無法驅散。但是，跟大人教我們的不一樣，說謊並不只是道德缺陷而已。當一個人明知某事為假，卻偏要如此敘說，這中間往往就有人心的夾層。
在眾多探討謊言的小說裡，最讓我感動的是舞鶴的〈調查：敘述〉。它的故事非常簡單，某天有兩位調查員來到敘事者的家裡，訪問他的父親參與並且死在「事件」中的經過。這個「事件」明確地指向「二二八」，不過作家刻意隱去具體的名稱，營造了一種象徵性的效果；雖然以二二八為本，但此中的情感卻可能發生在任何類似被政治抹殺的歷史情境裡。整篇小說由敘事者「我」對著兩位調查員追憶其父在「事件」前後的行動，但越往下讀，讀者就看到越多並陳的矛盾說法，越明白「我」幾乎沒有一句可信的話。但不同於張大春或黃凡透過流麗繁複的技巧來呈現敘述的虛構本質，〈調查：敘述〉這篇標題硬板板的小說，可是真刀真槍地告訴讀者：「我正在說謊。」
這篇小說最有趣的部分，就在於層層疊疊的敘述結構。位居最底層的是「事件」本身，但父親已死，時空已杳，不可能重現。再上一層是曾經親歷事件的人，包括母親、父親的長工、親戚朋友，他們分別記得一些片段。第三層是敘事者，他將這些說法加上自己的聽聞轉述給調查員。第四層有兩個部分，一個部分是調查員筆記下來的東西，這部分在小說裡面沒有寫出來，不過情節裡一直出現他們討論要刪改哪些部分，點出了這種「官方」的調查報告貌似理性、實則歪斜的情況；另外一個部分則是這篇小說本身 — — 這是敘事者「我」轉述「『我』曾經和這兩位調查員談話的經過」。把這些俄羅斯娃娃般的層次區分清楚，是理解這篇小說的重要關鍵。當我們讀到某個明顯扯謊的場景之時，必須留心分辨：是場景中的角色說謊，還是轉述者的問題？或者，這根本是最後一次轉述的記錄者造成的？
在這個結構裡，歷史變成傳聲筒遊戲，每一次重述就離原本的版本更遙遠。因此這個故事不須考慮誰真誰假，只有每一個說謊者到底有什麼動機的問題。比如，在父親死後，一名自稱是父親生前密友的女子上門，哭說自己嫉妒的丈夫告密害了父親，母親卻只冷冷地將她視作政府派來探口風的奸細趕出去。這整段情節非常耐人尋味。女子究竟是密友還是奸細？母親的冷漠究竟真的是理性判斷，或只是不想承認父親在外有女人的事實？（在另一處情節裡，母親掏空父親褲帶的每一分錢，宣稱怕傭人偷走，卻有人說是她不願父親在外養女人。如果後者為真，是否坐實了母親的心虛？）另外，在父親失蹤之後，母親到廟裡求問，神乩顯靈叮囑她莫傷心傷身、好好照顧子孫，仿佛已死之夫的關照。這裡神乩究竟是真的附身，還是它在那個時代已經面對過太多這樣的婦人，於是用如此曲折的方式，溫柔地給她們一個好好活下去的說法？而所有這些謊言場景，歸根結底都是敘事者說出來的 — — 他想必看得出故事之間的矛盾，那他為何明知故犯？或者，連這些場景都是他編造出來的？
這是舞鶴這篇小說最讓我感動的核心：對我而言，這些反覆堆疊的謊言，全部是療傷的儀式。在歷史發生的當下，個人常常是無力而滑稽地面對突然的命運襲擊，就像父親因為沒有帶車錢而被捕的可笑瞬間。而在一次次追憶和轉述當中，事件被誇大、扭曲甚至神話化了（鄰居堅稱：父親其實是為了保護家人，毅然走進去被捕的），無法被救回的死者被述說得比實際上更堅強、勇敢而美好，這首先是一種安慰。其次，在一次次敘述變形之後，「事件」就不再是原先那個樣子了，傷痛的人們因而能拐個彎，輕柔地觸探傷口周邊，而不會直接痛出淚來。因此，謊言成為面對傷口的練習與準備。小說中的兩位調查員並不明白這一層，他們只是疑惑為何敘事者要不斷提及那些明顯無關和錯誤的事。他們試著引導、刪節、考訂甚至想像出一個「正確」的結果，卻不知道正確與否對敘事者這樣的遺族來說並不是最重要的事。重要的是，如何給過去的事情一個解釋、一個情感的交代、一套能讓自己有勇氣面對未來的家族記憶。
於是，兩位調查員 — — 作為「國家」或嚴肅「知識」的象徵 — — 注定會錯過我們文前所引的，小說結尾那個謊言真正的意思。母親一輩子四處搜尋父親，也許是為了騙自己丈夫沒有死。母親臨終前說她早早知道父親已死，那就產生兩種可能：搜尋的行為是謊言，為了騙孩子和親朋好友「我仍抱著希望」，讓他們安心；臨終之言是謊言，是對一生絕望的淒厲控訴，強作精神勝利地表示「我早就知道了」。但在最終，調查員戳穿了這段故事乃是襲自他人之事，使得謊言再翻一層：所以這是敘事者為母親的一生所找的兩種解釋嗎？接下來，敘事者竟然微笑承認了，又是一層翻轉⋯⋯對調查員來說，前此一切就真的變得完全不可信了。然而，緬想亡者，慰療生者的儀式已經完成在交疊的敘述岩層之間了，在這裡，謊言不必然導致虛無與惶然，反而是生存的湧泉豐蘊之處。所有故事都是假的，但唯此人們才能好好的、真正的活著。
收錄於《學校不敢教的小說》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