拜國文課本之賜，很多人都模糊知道「賴和是反抗日本殖民的作家」。但如果要更精確點出賴和這位小說家的特質，我會說他是一位「外表強酸、內心憂鬱」的小說家。
又酸又鬱，這兩種看似矛盾的特質貫穿了它最重要的幾篇小說。「酸」這個特質，顯示了賴和心思上的靈巧，他的文字不是直來直往的「罵」而已，而更能拐著圈罵，不帶髒字而髒水全潑，每句讚美都讓人渾身不舒服。比如在〈不如意的過年〉裡，明明是要寫日本警察自己無能，抓不到犯人就找無辜民眾出氣，卻偏把這種發洩說成：
幸喜有馴良的人民，可以消費他由怒火所發生的熱力，不至把查大人自己烘成木乃伊。這可以說是社會的幸福，始得留著這樣勤敏能幹的行政官。
而「酸」也代表了比較抽離的視角，讓賴和可以看得更全面。所以他雖然酸日本人，卻也常常對台灣人有恨鐵不成鋼之感。比如〈蛇先生〉講到台灣人迷信不科學的民間療法，明明故事裡的「蛇先生」都當眾承認自己的藥草沒有療效了，卻沒有人相信，甚至連日本的西醫都覺得他一定是藏私。最後，蛇先生乾脆公開自己的「騙術」：
所以對這班人，著須弄一點江湖手法，蛇先生得意似的說，明明是極平常的事，偏要使它稀奇一點，不教他們明白，明明是極普通的物，偏要使它高貴一些，不給他們認識，到這時候他們便只有驚嘆讚美，以外沒有可說了。……蛇不是逐尾有毒，雖然卻是逐尾都會咬人，我所遇到的一百人中真被毒蛇所傷也不過十分之一外，試問你！醫治一百個病人，設使被他死去了十幾人，總無人敢嫌你咸慢，所以我的秘方便真有靈驗了。
都已經講到這個份上了，蛇先生根本就是自拆招牌。不料西醫還是不肯放棄，繼續想套問秘方。旁邊的民眾目睹這一切，則訕笑西醫：
那有這樣隨便！不待西醫說完傍邊又有人插嘴了。那一年他被官廳拿去那樣刑罰，險險仔無生命，他尚不肯傳出來，只講幾句話他就肯傳？好笑！
不管蛇先生怎麼辯解，大家說你有秘方你就是有。你越是不肯說，就越是證明你的秘方果然珍貴。賴和這篇小說地圖炮全開，日本醫生固然愚昧，旁邊看熱鬧的鄉民也沒有好到哪裡去。在同時代小說幾乎都只能寫出「日本人好壞、台灣人好慘」的單純對立時，賴和已能用一個場景就輻射出多面向的批判了。
然而，賴和的「酸」，是出自於內心深沉的憂鬱，而不只是為了展示自己優越的智力。他屢屢在小說裡東戳西刺，是源起於強烈的無力感：日本殖民體制不但暴虐，而且強大，台灣人真的有出頭的一天嗎？而台灣人自身如此愚弱，又要如何跟近代化的日本殖民體制對抗？更進一步說，就算台灣人真的擺脫了愚弱的狀態，成為近代化的民族，那要用什麼來取代傳統文化的認同呢？在〈赴會〉裡，賴和透過一個青年的視角，寫出了這種「又想破除迷信、又害怕人們頓師所依的心情」：
我靠近車窗坐下，把眼光放開去無目的地瞻望沿途風景，心裡卻在想適纔所見的事實。會議時將用何種題目提出？迷信的破除嗎？這是屬於過去的標語。啊過去，過去不是議決有許多種的提案，設定有許多種標語，究其實在有那一種現之事實？只就迷信來講，不僅不見得有些破除，反轉有興盛的趨勢。啊，這過去使我不敢回憶。而且，迷信破除也覺得不切實際，使迷信真已破除了，將提供那一種慰安，給一般信仰的民眾，像這些燒金客呢？這樣想來，我不覺茫然地自失，漠然地感到了悲哀。又回想我這赴會的心境，不也同燒金客越北港進香一樣嗎？
這個青年「我」正要去趕赴一場知識分子們的集會，他們總是在會中大談革新台灣文化，賴和當然也是這群知識分子之一。但這樣的「革新」真的是台灣所需要的嗎？賴和甚至回頭酸了一下自己：我們這樣定期聚會、高談闊論、相信自己正在革新台灣文化，本質上跟進香客趕赴廟會、拈香祭拜、祈禱神佛保佑自己，又有什麼不同？
從歷史的意義來看，賴和當然是日治時期新知識分子的代表。然而在他的小說裡，我們可以看到勇猛革新以外的另一面向，那是非常人性的、自我質疑的一面。當賴和站在講台上，對群眾宣講理念時，語氣通通都是乾脆的肯定句。但當他回到小說裡時，卻會不斷質問自己：真的嗎？我們做的是對的嗎？如果不這樣做，我們還能怎麼做？
賴和很誠實，他沒有假裝他知道。也因此，他的小說能說出更豐富的人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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